治理有效如何兑现,城村擅治画新篇

创新方式,由管变治

“在未来的乡村治理进程中,自治的事项会逐步减少,适用法治的东西会逐步增多,城乡在治理体系上会逐步趋同。”叶兴庆说,同时要更加重视德治,因为无论自治也好、法治也好,都是有成本的,而德治的重要作用就是降低自治和法治的成本,降低农村社会运行的成本。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社会治理理念的创新正在广袤农村的沃土上,转化为乡村治理实践的优势,转化为农民群众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

“我们着力选好村两委班子,规范党员管理,抓好党员发展工作,我们把优秀员工和村民培养为党员,从优秀党员培养支部书记,把优秀支部书记培养成党委成员。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党务公开、村务公开、财务公开,让村民们全都参与到村里大小事儿中来,激发出大家建设村子的热情。”孙开林说,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关键看“头羊”。夯实党建,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就是给乡村治理装上了一个动力强劲的火车头,带动村民致富奔小康,凝聚乡村振兴的人气。

民主和风,遍吹乡野

解决乡村治理新课题,必须依靠自治、德治、法治三大机制实现乡村善治

内容摘要:乡村治则百姓安,乡村稳则国家稳。乡村善治是国家治理的压舱石,也是为乡村振兴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的重要保障。回拨历史的时钟乡村治则百姓安,乡村稳则国家稳。乡村善治是国家治理的“压舱石”,也是为乡村振兴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的重要保障。

1、改革创新: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新课题

我国农村地域辽阔,村庄类型多样,乡村治理必须立足农情国情、因情施策,刚柔并济、宽严适度,方能助推乡土社会迸发活力又和谐有序。

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的目标如何实现?如何理解自治、法治、德治“三治”之间的关系?怎样促进“三治融合”?记者对此进行了一线调研。

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推进红白喜事规范管理,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殡葬改革破除丧葬陋习,广东省惠州市实施“一村一法律顾问”……各地乡村治理方式创新实践如火如荼。

专家指出,新时代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只有通过引导村规民约向法治有序、德治有效、自治有利方向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有序的乡村治理,才能增加群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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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治’必须融合运用,才能真正发挥出它们的最大功效。”沈春雷指出,经过近5年的探索实践,越丰村的“三治融合”正逐步引导老百姓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党的十九大强调,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近年来,全国上下掀起了建强基层党组织的热潮——党建引领下,各类村级组织活力迸发;人才队伍建设列上重要议程;村干部“主任书记一肩挑”,待遇提升、工作“减负”,越来越多的村书记和党员干部扛起责任,成为富裕、和谐、美丽乡村建设的“带头人”。

乡村治理要做好村级组织建设,倾听村民诉求,完善农业农村社会服务组织等基础工作

浙江省各地探索民主管村和村民说事等制度;北京市顺义区以村规民约推进协同治理、泽润乡风;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规范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民主和风吹遍乡村大地,广大农民投身村庄建设和治理的热情空前高涨。

(光明日报记者 李慧)

“利用抛荒地种万寿菊,增加村民小组经济收入,我同意。”“考上大学的,一本奖励2000元,二本奖励1000元。”在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罗溪镇新东村,村民正在“党群圆桌会”上争相发言。

“源于乡土社会的乡规民约一直是中国传统的农村治理基本规范。村规民约也不再只是简单地维护生产生活秩序,而是逐渐转化为农民与集体、他人之间利益调整的重要依据,对村民利益的整合功不可没。”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指出,“村规民约”以民主、法治为基础,推动了文明乡风建设,由此来实现乡村的善治,最终体现乡村治理的效率、平等、稳定、可持续的基本目标。

基础牢靠,治理有效。70年来,“党管农村工作”是我党始终坚持的优良传统;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的最大特色;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始终是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核心。乡村治理通过基层组织、基层政权被真正纳入制度化运行轨道,使各项国家政策有了在基层实施的路径。

而这样的创新仍在越丰村进行。最近,越丰村的道德评判团正在主导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引导全村上下广泛参与,有效地推动村民自发自觉地提升文明素养。

湖北省大冶市、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四川省成都市战旗村……众多地方实践雨后春笋般涌现,或依法建立村庄理事会,探索党组织领导下的“微自治”模式;或织密党建网格,要求党员“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发挥党员先锋作用;或规范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协商议事机制,引进社会组织参与协同治理……这些都成为建强基层组织堡垒、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有益借鉴。

谈到乡村变迁的“密码”,尧治河村党委书记孙开林把它归结为“党建引领”。

近年来,罗溪镇以“党群圆桌会”为载体,探索出一条有效激活乡村治理“神经末梢”的新路子。圆桌会设在村民小组,由党员、小组长、村民代表、各类人才组成,形成了“一个支部 一个党群圆桌会议事制度 社会力量”的“同心圆”治理模式。

2、文化内涵:以乡风文明引领乡村振兴

“将大单元的村民自治延伸至小范围的村落,构建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委员会、村落理事会、村民村务管理模式,不但解决了部分地方村民自治流于形式的问题,还将村民自治落实得更加具体有效。”秭归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赵万华认为,通过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彻底改变了过去由乡镇党委政府提要求、各个村分任务的局面,激发出农民内生动力,农村面貌得到了快速改变。

早在上世纪90年代,花园村就颇具“前瞻性”地制定了“村规民约”。花园村党委书记邵钦祥介绍,上世纪90年代,村集体企业搞得非常红火,村里的矛盾、纠纷也开始增多,“村规民约”应运而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乡村治理巨舰,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成效显著。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乡村治理内容体系逐步完善、方式手段不断创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显著改善,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此外,乡村治理事务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从制度上看,长期以来我们主要靠村党委组织、村民委员会实现乡村治理,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强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包括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等,这表明我们的治理制度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农民就业多元化现象更加普遍,农村人口流动性进一步增强,部分基层党员长期脱离组织生活,基层党组织存在软弱涣散问题。面对时代“问卷”,党不负人民重托,以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为目标,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和实效性强的指导措施。

越丰村党总支书记沈春雷介绍,越丰村的“三治融合”就是以“两会三团”为抓手全面铺开的。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政府主导下,探索出以“重心下移”为特点的农民参与治理公共事务新形式。相隔千里的湖北秭归县和广东清远市,不约而同地将村民自治单元划定为自然村,党组织建设、农村公共服务也一并下移。村民大会在家门口就能开了,参加的人也多了,甚至在田间地头的聊天中就能把事情解决,村民自治焕发出新的活力。

“乡村治理体系与城市治理体系的区别,主要在于乡村治理是村集体制度与村民自治制度相互交织下的治理。经过40年发展,全国各地乡村治理的模式路径不同,值得观察、思考与交流。”在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农民日报社举办的2018中国乡村治理高峰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晓山指出。

2015年5月,《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印发,大批第一书记被派往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在建强基层组织、提升治理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6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村党组织对村级各类组织的领导,将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工作作为每年市县乡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推动层层落实责任。今年8月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进一步为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

乡村治,则百姓安。农村要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离不开科学有效的治理。

顶层设计也在与基层实践的互动中进一步完善加强:提升乡镇和村为农服务的能力,建立乡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机制;支持多方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加强群团组织建设,发挥公益组织作用,着力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2013年6月,越丰村正式开始“三治”融合试点,坚持党建引领,以“自治、法治、德治”为理念,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成立了“道德评判团、法律服务团、百事服务团”三个平台,同时又深化和发展了“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两个新载体,创新乡村治理体系。

展望未来,到2020年,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目标已近在咫尺;到2035年,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亦不遥远。乡村善治在路上,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土画卷正徐徐展开。

3、凝聚人气: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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