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维护捕鱼人合法权益,全面推进渔物业全数

———农业部副部长牛盾在贯彻实施《物权法》暨渔业政策座谈会上的讲话

 

《物权法》是规范财产关系的民事基本法律,既涉及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具体利益。《物权法》“用益物权编”规定了“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和捕捞的权利”,是继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放宽政策、加快发展水产业的指示》([1985]中发5号)实施渔业改革政策以来,对渔业基本经营制度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我国渔业发展进程和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物权法》规定渔业权,体现了中央“三农”政策精神,反映了广大农民、渔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必将对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深刻理解《物权法》规定渔业权的重大意义 第一,《物权法》规定渔业权,进一步稳定和完善了渔业基本经营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我国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在农村政策的基石。渔业是我国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域滩涂与耕地、林地、草原一样,是国家重要的土地资源,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的自然资源,也是渔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和渔民重要的生活保障。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中央就要求各地对水域滩涂进行确权发证,将使用权落实给渔民长期使用。八十年代,中央和国务院又多次在有关文件中要求稳定水面、滩涂的所有权和使用权。1986年,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审议结果报告》中指出:“把农村体制改革中中央肯定的行之有效的经验,比如确定养殖水面、滩涂的使用权,颁发使用证,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渔业法》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建立了以水域滩涂养殖使用制度和捕捞许可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渔业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行,提高了广大渔业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规范了渔业生产秩序,促进了渔业的快速发展。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物权制度没有建立,水域滩涂使用制度不够完善,渔民从事养殖和捕捞的权利法律性质不明,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此次《物权法》从民事基本法律的角度确认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和捕捞的权利为用益物权,就是在保持水域滩涂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把水域滩涂的承包经营权和使用权更加明确地落实给渔民,并实行物权保护,让渔民依法享有长期而稳定的水域滩涂使用权、以及水产品所有权和收益权。这就在法律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渔业基本经营制度的内涵,为渔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第二,《物权法》规定渔业权,有利于强化对渔业生产者合法财产权益的保护,规范渔业生产秩序,促进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物权法》规定广大渔业生产者的基本权利,意味着渔业生产者今后从事渔业活动,不但有行政法的保护,而且还受民法的保护。渔业权作为用益物权,意味着渔业生产者依法取得渔业权后,就享有依法占有并使用特定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或捕捞活动以获取收益的权利。渔业权受到侵害或被占用时,可以适用《物权法》加以保护,并获得相应补偿。这些规定,将进一步加大保护渔业生产者合法权益的力度,为他们筑起一道“私权保护墙”,渔业生产者的水域使用权、生产自主权就有了法律的明确保障。 第三,《物权法》规定渔业权,有利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渔区出现的突出问题,促进社会和谐。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工程建设等占用渔业水域滩涂的现象越来越多,渔业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更为严重的是由此导致许多渔民失去生产场所,而且得不到应有的补偿,渔民权益受到严重侵害,许多渔民陷入了“失海”、“失水”的困境,一些地方群体性上访事件增多。渔民“失海”、“失水”与农民“失地”的性质相同,是当前农村、渔区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稳定渔民的水域滩涂养殖使用权”,要求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维护渔民权益、稳定和完善水域滩涂使用制度。《物权法》规定渔业权,为解决渔业水域滩涂被侵占和渔民权益受侵害的突出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物权法》规定渔业权,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和发展趋势。世界许多国家在立法中明确规定渔业权并加以保护。如日本法律明确规定将渔业权视为物权;韩国法律规定海域归国家所有,但渔民和渔业合作组织可获得长期而稳定的使用权,渔业权延续时渔业权人具有优先权,渔业权受到侵害时有权获得赔偿。日本、韩国《渔业法》对渔业权的取得、优先顺序、期限等都有非常具体的规定。许多英美法系的国家也已逐步将渔民从事渔业生产的权利视为一种财产权。联合国粮农组织曾于1999年召开关于渔业权的国际研讨会,就各国经验进行交流和推动。因此,将渔业权作为用益物权种类,实行民法保护,

  问:《物权法》用益物权编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和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许多渔民知道这一规定后感到十分振奋,一些渔业管理专家认为这是我国渔业发展和管理中的一件历史性事件。对此您怎么看?

  答:依法治国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治国方略。在法治社会里,拥有公共权力的政府机关可以对公众施加义务约束,但义务的设定必须以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为出发点。保护2000多万渔民的合法权益,首先需要保护他们对水域、滩涂的传统使用权,这是保护渔民权益、促进渔区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制度基础。《物权法》第一次在用益物权中规定养殖和捕捞的权利,明确了其物权属性,使养殖和捕捞权利物权化,在不改变我国水域、滩涂为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渔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稳定水域、滩涂使用关系提供了法律保障。这一规定为行政管理部门丰富和完善渔民权益保护方面的体制、机制提供了更高层次的法律依据,给行政权力保护渔民权益职责的履行确立了新标杆,给行政权力规范运行划定了新界限,构成了今后相关部门依法行政的新基础。今后,渔业生产者的这项权利作为用益物权,不但有行政法的保护,而且还受民法的保护,拥有占有、使用、收益以及被征用占用后获得补偿的各项权能,为渔民主张水域、滩涂排除妨害、赔偿和补偿等救济提供了充分的民法和行政法依据,有利于减少和及时化解水域、滩涂使用纠纷,加强保护力度,能够更有效地维护渔民合法权益。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有了法律的明确保障和规范,渔业生产者就会安心投入,积极发展生产,渔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就会更加充满活力。因此,这一事件堪称我国渔业管理制度建设中的盛事,必将为我国渔业的新一轮快速健康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问:《物权法》规定“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的背景是怎样的呢?

  答:可以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一规定的立法背景。一方面,我国是一个渔业大国,有丰富的水域滩涂资源,包括海洋、江河、湖泊以及荒水、荒滩等等,渔民利用水域、滩涂从事渔业生产的历史悠久。国家长期以来高度重视水域、滩涂使用制度建设,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就要求各地对水域滩涂进行确权发证,将使用权落实给渔民长期使用。八十年代,中央和国务院又多次在有关文件中要求稳定水面、滩涂的所有权和使用权。1986年,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渔业法草案审议结果报告》指出:“把农村体制改革中中央肯定的行之有效的经验,比如确定养殖水面、滩涂的使用权,颁发使用证,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渔业法》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在法律上全面建立了水域滩涂养殖使用制度。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上述政策精神和法律规定,对养殖水面进行了确权发证,并对捕捞业实行了许可管理。这是这一规定在历史沿革方面的背景。

  另一方面,渔业是广大农渔民就业和增收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速度加快,工程建设等占用渔业水域滩涂的现象越来越多,导致许多渔民失去生产场所,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严重侵害了渔民权益,许多渔民陷入了“失海”、“失水”的困境,一些地方群体上访事件增多,农业部近些年来每年均接到大量群众来信来访。渔民“失海”、“失水”与农民“失地”的性质相同,是当前农村、渔区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为此,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要“稳定渔民的水域滩涂养殖使用权”,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维护渔民权益、稳定和完善水域滩涂使用制度。这是这一规定在现实需要方面的背景。

  在《物权法》起草和历次审议过程中,立法机关充分认识到了规定渔业权对保护渔民基本生存权利的重要意义,因而在历次审议稿中基本上都有一定体现。审议过程中先后有40多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代表支持,并提出修改完善的建议。据了解,在《物权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中,大量渔民群众通过信件等方式向立法机关表达了相关规定的拥护和企盼。“如何规定渔业权”一度成为立法过程中十大关注问题之一。所以说,《物权法》规定渔业权,贯彻了长期以来中央政策的指导思想,符合当前现实需要,得民心、顺民意,是一件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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